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立法机关在设定一项行政职责时，为了保证其具备可问责性，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清晰地描述职责的承担者。
[20] 尹田：《物权主体论纲》，《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第8页。长期困扰我国的征收、集体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邻里纠纷以及当前尝试和探索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模式等问题便迎刃而解。
只不过当时没有运用法治思维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已。此项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一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四、结语 关于宪法第10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有学者仅仅理解为国有化运动，并不符合文义解释和历史事实。[8] 正因为如此，也给其后的集体所有权概念留下了隐患。不管释宪还是修宪的观点，上述学者均主张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不通过征收等方式直接进入城市，城市的土地可以包括集体所有。
其二，在现实土地公有制和国家法治化水平情况下，城市的土地可以包括集体所有并无多大意义。而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通过集体所有土地直接进入城市等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集体所有权在城市化进程中留下的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在宪法内部视角陷入困局的时候，将目光投向部门法就是可能的选择。
具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法律制度正是多元保护路径发展的体系，揭示了人格尊严新的保障面向和维度。但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基本按照支配性原理构建起以信息主体自我控制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民事主体对个人信息所有、支配的权能状态，是决定个人信息处理方的行为模式、义务内容以及司法救济路径的逻辑起点。类型化可以申明人格尊严保障的不同领域和不同环节，也有助于在不同场景下引入社会公益与他人权利的权衡考量，从而针对人格尊严保障的不同维度分别形成规范密度不同的宪法基准或衡量公式，为合宪性审查提供可靠而可用的教义工具。积极界定希望从正面给出何为人的尊严的答案，所借助之思想与理论资源包括基督教、自然法、道德哲学、系统理论、沟通理论等，但很难不陷入价值判断和主观恣意的困境。
在不断落实宪法相应规范的同时，也通过法律层面的制度建构逐渐发展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宪法以其抽象、概括和至上的价值辐射、统合不同法律，但法律层面的细致分野和多元建构也提示，含义模糊的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可以做内部有差异的类型化建构。
2019年1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民法典（草案）中有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专家座谈会，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就法律草案的宪法问题组织的专题座谈。因此，法律对宪法条款的丰富和延伸，主要起到了素材供给和提示启发的功能，宪法解释对于下位法广泛而成熟的实践素材，要积极拥抱，也要仔细分析、审慎撷取。又对行政和司法机关构成权衡标准，要求其在适用和解释各类法律、裁断相关案件时，重视人格尊严保障的宪法诫命，妥善衡量并最优化实现各类法益。德国关于人的尊严（Menschwürde，也有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译法）的保护范围，有积极界定与消极界定两种学说。
座谈会上讨论之焦点就是人格权编，通过立法来拓展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内涵的方向非常清晰。于此仍应注意宪法基本权利与部门法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由此，针对个人信息的流动，既需要基于私权的排他性保护，又需要主观公权利及国家权力规制下的过程性控制。立法机关对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背景有如下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希望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宪法又发挥着对立法的边界控制功能，立法所产生的新工具、新维度、新范畴能否跃迁为宪法规范意涵，仍有待学理分析乃至宪法解释程序的展开。我国民事立法最终选择在《民法典》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努力解决传统法律体系的滞后与人民新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与时俱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使用过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客体公式，也就是认为，如果将具体个人贬损至客体，使个人沦为纯粹的工具而可被替代或放弃，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具体而言，人格的自由发展的诫命要求较为宽泛，且人格尊严保障在广义上即保障个人的一切行动及思想自由的意义上，可以与宪法中几乎所有类型化的基本权利构成一般—特别的关系。
下面，笔者尝试基于部门法的启发，探讨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容进行类型化的两种路径。例如，尽管报道透明客观、实事求是，但其不合时宜的无止境传播依然可能妨碍人格的充分展开。前述素材一中，《民法典》设立兜底性条款且司法实践结合新场景对此积极援引适用，即说明了仅依靠概念分析进行类型化探索是不够的。进入专题： 人格尊严 人格权 个人信息保护 。也就是说，可以循着部门法的法律实践，来推动新的宪法解释的展开。有的时候，这种回应甚至是宪法直接接受部门法的学理和规范，也就是将部门法对社会变迁的规制，接纳而为对宪法规范内涵的新阐释，以此实现宪法对社会变迁的回应。
因此，同样以类型化的思维讨论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并非多余之举，而是为更好展开宪法解释、形成宪法判断标准、推进对下位法的合宪性审查做出学理预备。就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权而言，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主观性权利的维度上发挥着与普通法律权利非常不同的功能，主要指向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但其同时还作为客观法规范发挥着价值辐射的功能，既对立法者形成保护委托，要求其进行基本的人格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构。
对宪法人格尊严权条款的内涵进行类型化讨论的方向是多样的，人格尊严的内涵也会随着客观实然的发展和区分类型的增多而越来越丰富。在我国建构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加强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的背景下，《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立法活动更加体现了立法对于宪法规范具体内涵的形塑作用。
然而，较之言论、宗教、人身、住宅、通信、财产等诸权，人格尊严在所指向的生活领域和法益对象上更为模糊多元。同时，在社会关系愈加开放、社会交往愈加频繁的大趋势下，人格自由发展所涉及的生活环节和场景愈加多样，关联的要素和条件也愈加复杂。
由某一具体事项而联结起规范概念的内涵分析，这种领域化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研究架构。例如，歧视、刑讯就当然是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这一规范方式迅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展开。由此，宪法上人格尊严保障的面向就可以是多样而可不断更新的，可以根据社会关系、文化理念以及科技影响等要素的变化而灵活调整。
这种环节化路径既可以是概念分析性的，也可以是经验归纳性的，总体上是根据人格本身自由发展的应然和实际规律，按照不同的步骤、环节类型化出不同面相的宪法保障内容。规范细密而与生活事实丝丝入扣的部门法，会更迅捷地映射出各类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更显著地展露出其他社会子系统对法律系统的新期待。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专论栏目（第57-67页），脚注从略。当社会大踏步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各个生活环节与生活场景开始越来越深地依赖个人信息数据，个人的各类行动、思想自由和由此对自我人格的维系与发展也都与个人信息的流动、使用等紧密相关。
在民法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权益保护—侵权救济的教义框架下，权利保护形式与法益保护形式没有实质性差别。通过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材料而得以证成的具有基本权利束性质的个人信息权，实际上是人格尊严权条款在人权条款的笼罩、强化下在具体领域场景中的映射、推论。
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互联网时代中个人信息的流动会出现新特性，而基于人格自由发展—个人信息流动的高度关联，人格尊严的展开环节亦会随着个人信息流动特性的发展而新增，人格尊严保障的涵盖维度和相应要求也就自然需要拓展。个人信息作为一种与领域关联的关键性接口，可以在人格所具有的社会面向上推动人格尊严保障的领域化分类，可以通过对人格—个人信息因果关系及关联度的分析，形成宪法个人信息权特有的宪法判准。另一方面也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并举，保持了对非典型人格法益的包容性及其在司法活动中进行类型化具体探索的开放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各类服务于人格尊严保障的权利建构，就是在进行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相对具体的事项、场景才得以明晰和实现的。
即使宪法完全照搬一个私法规范，被照搬的规范也是被引入了另一个层次的、全新的、不同以往的语境中，并因此与其前身和之前的技术背景有着一种独特的不可通约的关系。何时而达到纯粹工具的程度，难以明确。
一方面，立法过程充满了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具有极大的政治形成自由，能够与时俱进、灵活有效地推进宪法实施，保证行宪过程的民主性、科学性，保持宪法的生机活力。人的全面发展永不停滞，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除此之外，《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承接上述并未穷尽的列举进一步进行了更为兜底性的规定，即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环节化路径可以和领域化路径充分配合，根据人格自由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环节，在更为细致的层面划分人格尊严保障的层次和面相，形成基于类型区分思维的教义建构，使宪法上抽象的人权保障和人格尊严保障要求更加具有结构性、指引性。
